该《条例》于2007年1月17日由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4月5日发布，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除此之外，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实体也应在国际和平秩序的维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１〕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员伤亡、难民失所、物质损毁、道义蒙难、经济损失，更是数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背景是，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恶法亦法的绝对实证主义观随即遭到了强烈抨击。为实现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区域立宪主义的理念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由于战争死于饥荒的、受难的有一千多万人，经济损失约两千七百亿美元。18世纪欧洲的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思想，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正当化的依据。基于和平理念的尊重，实现主权的相对化。
针对煽动战争的言论，要进行法律上的限制，使其符合宪法和平秩序的要求。作为发动战争的深刻反思，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国与国独立平等、政权民主、政治道德等宪制性原理，强调宪法价值与国际人权理念应具有同构性。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应坚持以自由作为基本价值和构成性原理，另一方面在对法典体系不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应多关注其他价值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因此，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不同性质法律制度的衔接，即对环境侵权行为引发的民法和环境法不同层面的法律后果的处理。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环境问题的应对之路，《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3—6页。二是明确将保护环境作为处理相邻关系的目的之一，即在《物权法》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表述上，增加保护环境的表述，使环保成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准则。此外，添附、先占、取得时效这些原本属于民法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在《物权法》中没有规定。
它要求确立许多新的行为准则，涉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利益的重整，会引起包括环境法律规则在内的许多规则的相应改变。(64)参见吕忠梅等：《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15-2017)》，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51—86页。
当然，这种适度化也就意味着法典编纂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随着环境法的不断成熟，渐进式地提升法典化的程度。(42)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更多关注污染防治和设定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度，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将大大推动环境保护法律的现代化。同时，由于各单行规范制定的时间不同，受立法资源限制不可能同时启动修法，导致不同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前后矛盾、相互冲突，法律执行和适用变得十分困难。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它属于框架性编纂，以放弃传统意义上法典的封闭性和全面性来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开放性和引导性。
但法典化的优点也非常显著，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意义，是基本法路径无法企及的突出优点。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立法采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相结合的分散立法方式。对我国而言，法典化是环境法律规范提升政治影响和发挥实际效用的最佳途径。这些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法对传统部门法而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修正和补充，而是一种法律价值观念上的冲击和挑战。但限于环境法律本身的独特性和环境法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德国环境法典的制定历经几个阶段、四个草案稿，但有关问题还在不断讨论和修改完善之中。
(三)民法典对环境法规范的系统化需求 从我国的立法史来看，具有环保功能的民事规范实际上缘起于包含有民事法律规范的环境与资源立法。(33)这要求环境法在反思私法自由理念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重视其通过认可生态环境资源的多重价值、合理界定权属、确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规则等解决环境问题的至关重要作用。
石佳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20页。这就需要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民法典，以利于公众理解，便于在民事活动中进行直观识别和具体贯彻。自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环境司法实践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环境立法的司法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主动作为，通过发布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方式，做了大量工作。⑦参见吕忠梅，如何‘绿化民法典，《法学》2003年第9期，第105页。环境法规范的法典化与民法典不同，囿于其变动性和不成熟性，应以适度化为宜。这些标准应该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为民法典建立两种利益的协调机制提供判断依据。
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在民法典有效体现，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瑞典环境法典以实用主义理性阐释了法典化理论与实践的转向。
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由于规则和价值太过杂乱，影响乃至使民法典失去作为一般规则和价值提供者的指引性，违背编纂民法典的初衷。(32)二是单纯的公法手段不可能承认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和建立利益激励机制，且存在政府失灵弊端。
这可以通过妥当地融入具体规则予以实现。一种是以法、德等传统的民法典国家为代表，追求内容更宏大、更全面、更精细的环境法典，将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范都纳入环境法典的内容结构之中，取代单行性法律。
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权的标的，许可、划拨、确认、收回等行政性手段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取得、行使、终止的唯一方式，市场机制严重缺乏。但是，由于环境问题产生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之中，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副产品，如果仅运用公法手段从外部进行监管，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无法解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问题。总体上看，环境法是立足于生态系统整体性、以公法调整为主的法律体系，注重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基于生态系统关联性的跨部门和跨地区统筹协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属性的独立监督。一般而言，环境法的体系化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基本法路径和法典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是民法典所展现的核心价值，⑤它保障了法典规则体系的内在统一与协调，使具体规则的演绎能顺利进行：首先，对主体而言，民法典假定了自由的人，他们是被抽象出来的社会之中的平均人，无个体差别。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
⑨参见蔡唱：公序良俗在我国的司法适用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49—256页。法典化通过对现行环境法律进行理性的全面分析，运用整体性思维方法整合相关环境法律条文，从而提高环境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驾驭能力。
将两种利益纳入民法典体系，可以对两者都提供民法保护。将司法过程分为事实——规范，还要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裁判方式和规则。
将自己的土地用于储存有毒废物或者砍伐生长于此的林木，他人不得干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由公序良俗基本原则所延展。在立法内容上，环境保护立法与资源开发利用立法的宗旨、原则、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不衔接问题十分突出，甚至有许多内容直接对立。(48) 四、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沟通与协调 绿色发展理念包含了经济要环保、环保要经济的辩证关系，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妥当平衡。
环境危机的严重后果，让人们看到了自由人的自私自利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极度追求物质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抛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整体主义的环境正义观。而是要择其基本价值、共性原则加以整合，对基础性的目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进行规定，在环境法领域中建立起具有基础涵盖力以及综合协调力的框架体系。
在环境法典的总则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从整体、全局和宏观的高度，对开发、利用、节约、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治理体系作出规定。同时，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会促进公众知晓环境法律、提升环境意识以及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方面。
(26)《苏俄民法典》及苏联的几次修订，秉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由国家承担对社会经济进行计划和组织协调的职能的观念，摒弃了公私法划分和民法是私法的理论，因而被称为有民法典而无民法。另一方面，我国环境和资源立法采取以行政机制为主导的管理法模式：(31)一是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立法分离，大多数自然资源立法以开发利用为价值取向，较少考虑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公共属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管理职能交叉、断裂、冲突、空白频现，极易因权力竞争导致公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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